导语:
《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中讲：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毛泽东肃然作答：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
中国历史自秦汉至明清循环往复两千余年，一朝兴一朝亡，倏忽而已。兴亡之间短则数十年，多则三四百年，国破家亡，生灵涂炭。不管是高高在上的皇族宗室，帝胄贵戚，还是富室巨户，平民百姓在动荡战乱的社会当中都是一个随时会被屠戮的羔羊。人们花费数十百年的心血所创造的巨额物质财富和辉煌燦烂的精神文明，转瞬间就会化为燃烧的灰烬。
北宋王朝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黄袍加身建立后，历代皇帝都无不处心积虑的想方设法吸取五代之前历代灭亡的经验教训，收兵权，收财权，分化事权，叠屋架构的让官吏层层制约，相互监督，强干弱枝，守内虚外等等措施，甚至宁肯对外屈膝受辱也要加强对内控驭的办法以图王朝长治久安，确保赵宋王朝能以历万世。
北宋都城汴梁，今天的开封城集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历时一百六十八年的建设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城市。这里文化荟萃，精英聚积，四方商贾往来不绝，各色货物应有尽有。街市当中叫卖吆喝，茶坊酒肆吹拉弹唱，百姓嘻笑其间，人人欢乐无比。宏伟的皇宫大内，亭台楼阁，园林花池，一派歌舞生平真是“暖风熏得游人醉，好似梦中来相会”。无论是在文学艺术、科技文化还是物质文明、经济发展，开封城都在当时堪称中华文明的极盛之时。就像陈寅恪对赵宋王朝文化的评价:“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
靖康元年即公元1127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南侵的金人攻陷北宋的首都东京汴梁，立国168年的北宋王朝在风雨飘摇中轰然倒塌，“靖康之难”成为后世人们的抹不去的一块乌云。繁华了一百六十余年的汴梁城瞬间变成了断臂殘辕，一片瓦铄，辉煌的文明就此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当中，后人想看一看千年前的东京汴梁，只能展开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抚今追昔了。而这样的王朝悲剧，文明悲剧在中华几千年历史当中不断的开幕上演、落幕重演，只是演员由姓这的改为姓那的吧了！
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在自己的新王朝建立之初都会极力的从旧王朝的灭亡之中尽最大努力汲取教训，以期望本朝能皇位永固、国祚延绵，历万世而不衰。然而事与愿违，封建王朝的宿命就是最终会一步步走向衰亡，直至灭亡，只不过是时间长短的问题而已！
封建专制王朝为什么都逃不脱这个历史的宿命呢？为什么只能循环往复而不能无限发展哪？其中原因之多、之复杂是我们无法穷究的。但只有一点，专制主义制度之下，皇帝的权力来源于虚无缥缈的上天，“君权神授”。各级大小官吏的权力又都来源于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种从现代民主政治视角来看是一种本末倒置的理论，使得各级大小官吏唯上不唯下，办事只对上负责，不用对下负责的观念根深蒂固。他们的荣华富贵，升官发财不是民意能决定的，因而民意在他们心中就显得无足轻重了，上意才是他们做事的根本出发点。莫视民意，压制民意，防范人民就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了。
不论封建统治者怎样更替，也不管统治者如何殚精竭虑地吸取前朝覆亡的教训，但只要这一点不做根本的变革，那都是换汤不换药，历史也只能周而复始的循环往复了。百姓也只能跟着不断的上演人生的悲喜之剧了。再伟大、再辉煌、再燦烂的文明也只能是昙老一现不能恒久，历史的悲剧也只能一幕幕的重演。
